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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Access】文化遗产背景环境的景观尺度研究——以杰斐逊白杨树林为例
编稿时间:2017-07-25 字体: 发稿人:株洲规划局

全球化趋势和城市边缘的蔓延不断改变文化遗产周边土地的性质,导致其核心资源及周边环境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文化遗产本体的附带景观通常范围较小或遗产价值难以界定,但其作为背景环境的一部分为核心资源免受现代土地侵占、利用提供了保护。如今,“历史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s)”和“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 or cultural itinerary)”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将文化遗产周边环境或空间文脉扩展到其核心资源数倍的范围内进行讨论。文化遗产的影响力逐渐超出了遗产名录或文物保护单位按管理条例所规定的边界,这将首先导致背景环境从空间上向外延展并具有多层次的景观尺度。

纵观国内外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历程,从《雅典宪章》(1931)以烘托遗产自身价值为重点的遗产周边环境装饰性景观初步关注,到20世纪中后期,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国际组织积极推动开展的一系列会议活动以及30多部权威宪章、公约及行动指南等经典文献的颁布实施,使遗产历史环境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得到正式肯定,进入新世纪后,尤其对遗产地及其动态环境的保护和管理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可见其核心趋势就是对历史环境越来越强调和保护范围的日益扩大。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次大会通过了《西安宣言》[1],“背景环境”的概念在大会上被正式提出,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开始转向整体考虑遗产周边环境所涵盖的内容,这是对以往只针对物质单体或群体保护理念的扩展,最终将文化遗产本体与其相关联的周边环境纳入到整体保护研究范围,并指出了文化遗产资源和其周边环境不可分割的关系。

对于文化遗产背景环境整体保护的努力也体现在我国相关法规条文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2]中提出“针对单体文化遗产应划定保护范围、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和相应的环境协调区。”;《城市紫线管理办法》[3]提出“对于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应当划定相应的城市紫线作为保护范围界线,在保护历史建筑本身的同时,还应划定建设控制的地区和必要的风貌协调区。”这些与文化遗产背景环境构建相关的法令法规为景观规划提供了宝贵依据。然而,由于我国文化遗产资源类型丰富,涵盖的经济、社会、军事、历史、民俗等全方位内容充满活力也十分庞杂,遗产及背景环境的景观规划常因不同保护层次界定的地域差异、地权限制、监管不当等影响,造成遗产边界内外景观泾渭分明、盆景化等问题。在当前整体性保护理念下,本文以景观视角建构具有连续性的遗产环境,以求对当前遗产环境保护规划进行有益的补充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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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与关键因素


1.1  背景环境的概念

学者对于背景环境(setting)一词的理解各有千秋,关于背景环境定义的讨论还在进行中。本研究中的“背景环境”限定于:背景环境包含了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前者包括诸如山谷、水体、森林之类的自然地形地貌和诸如建筑、桥梁、道路、农田之类的人工要素,后者为人类的活动以及在诸如耕作、捕鱼、节日之类活动中产生的文化生态。背景环境存在有形和无形的边界:背景环境可以用一些自然的或可见的界限为边界,比如地理学或地质学特征上的边界;同时,背景环境的边界也可以为诸如政治、文化领域的无形因素所决定。物质和非物质的特征和要素随时间不断变化,背景环境也同时相应地改变、转换和演化[4]。


1.2  从要素构成看背景环境的尺度

文化遗产及其背景环境构成的遗产整体环境要素系统由3个主要部分构成:(1)文化遗产本体;(2)周边环境中不受人的影响而存在的客观要素系统;(3)揭示视觉认知和心理感知的规律与法则,并体现客观构成要素如何作用于感官知觉的主观要素系统[5]。

在文化遗产核心资源、附带景观以及更广泛的区域环境所构成的整体遗产环境中,遗产本体是核心内容。在进行遗产背景环境景观规划与设计时,其通常作为前提因素首先被考虑。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在人们通过遗产背景环境进入遗产地的过程中,主观要素系统首先多表现在对文化遗产,例如位置、路径、意象等较大尺度景观的宏观感受。受心理支配而产生的主观感受不仅存在差异更具有共性,文化遗产背景环境要素综合体的感受结果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些主观感知经验集合。在逐渐进入核心遗产的过渡环境中,客观要素系统则以容易被人的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嗅觉所感知的附带景观显现。当人们置身于遗产位置中心时,作为保护前提的遗产本体将显示出对于整个遗产环境内外重要的控制和影响。

与3种要素系统及其结构相对应,文化遗产背景环境景观规划应在不同尺度予以重点对应。文化遗产本体要素更多需要从遗产的核心资源出发进行全面的保护;客观要素系统强调与核心资源紧密结合环境景观的塑造;而主观要素的实现则需要对宏观背景环境进行有引导性的景观规划和设计,营造良好的心理感受。所以,在遗产景观保护尺度上,应着重从3个层次上进行界定和充分考虑:(1)文化遗产途经区;(2)文化遗产协调区;(3)文化遗产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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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环境的三种景观尺度

2.1  过程与质量——文化遗产途径区

途经区是人们参与文化遗产的起始,对文化遗产质量的心理影响可能超出人们的一般认知。感知来自游览时的心境和到达路线所蕴含的心理暗示,前往文化遗产的行进过程影响着游览的质量。一条没有任何标识性的或者风格混乱并穿过嘈杂、污染严重环境的路径会使人不仅难以到达遗产地,且产生忧虑和挫败感。景观设计应追求促使参与者怀着开放性的心态和兴趣开始其参与文化遗产的经历。途经区应为必须经过的或者能从遗产核心位置望见的景观,应将参与者进入遗产地的多尺度、跨区域的路径作为一系列景观路线整体考虑。在遗产背景环境中,途径区景观能极大的提高遗产游览的质量,也易于参与者建立对遗产点、遗产群之间相互关联性的整体印象。

2.2  协同与合作——文化遗产协调区

协调区与文化遗产本体直接相邻并与背景环境其他区域相联通,其空间和设施对于遗产核心资源至关重要。游客会继续穿过这些近邻的环境且这些环境常常可以从遗产地被清楚的看见或听见。当遗产单体不能控制大范围的背景环境时,至少在协调区可以重点塑造一段清晰、悦目的路径用于接近文化遗产的核心资源;由于协调区紧邻核心资源,不仅可以与核心资源进行共同工作,更拥有与当地居民进行相互协同与合作的机会和自身优势,诸如共同的环保目标和共用设施;成功的协调区的景观构建可为更大范围的背景环境景观的形成提供远景的样板指导,使文化遗产背景环境不断超越核心遗产的边界积极影响广大区域。

2.3  真正的尺度——核心遗产景观

随着时间流逝,某个单体文化遗产的核心区域的划定往往比上一个历史时期的区域面积更小,而遗产保护用地常常根据近代或现今遗产实际遗存的边界来界定。针对这种矛盾,美国的一些实践案例试图以一种文化景观报告的方式来制定规划文件,并通过一个有序的研究过程,追踪遗产核心地区历史上的痕迹,确定现在留存下来的土地在历史上的用途、模式、系统和特征。其文化景观报告的基本步骤包括[6]:(1)历史研究和分期规划——回顾所有已有的文件档案;(2)现状记录文件——使用所有已有的地图来理解景观现今的情形;(3)历史完整性和景观特征的评估;(4)景观保护方法的回顾和选择——检验各种保护、恢复、复原、重建的方法;(5)对提议的保护方法和实施干预的步骤分出详细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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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环境景观保护案例

——托马斯·杰斐逊的白杨树林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妻子玛撒·威尔斯·杰斐逊在玛撒的父亲约翰·威尔斯1773年去世时从他那里继承了位于弗吉尼亚乡下的4819英亩(约1950hm2)的白杨树林(图1)。

▲ 图1  杰斐逊的白杨树林远景

Fig.1Long shot of Jefferson’s Poplar Forest 

这个贝德福德县内的种植园位于弗吉尼亚山麓地带起伏山区的高地上,詹姆士河的南岸,蓝岭山脉的东面(图2)。

▲ 图2  杰斐逊的白杨树林地形

Fig.2 Landform of Jefferson’s Poplar Forest

1806年,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开始将白杨树林(Thomas Jefferson’s Poplar Forest)种植园的一处山顶建设为一个偶尔的住所。1983年,一个专为杰斐逊白杨树林而设的非盈利公司购买了其50英亩(约20hm2)的土地连同山顶的八角形房屋。今天的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乡下的白杨树林,是一个占地600英亩(约240hm2)的国家历史地标遗产[7]。这块露天遗产地受到边城市和城郊边界蔓延的冲击,通往文化遗产的道路已经变得“复杂而令人困惑”(图3)。

▲ 图3  通往杰斐逊的白杨树林路径

Fig.3 Path to Jefferson’s Poplar Forest

遗产景观协会[8]编制了《白杨树林历史景观图解从三个层次来展示遗产的价值:总体规划》,旨在从3个层次来展示遗产的价值:

    (1)穿过遗址周围快速发展小镇郊区的到达路径(图4);

▲ 图4  杰斐逊白杨林地图

Fig.4 Map of Jefferson’s Poplar Forest

(2)用于农业和林地景观的种植园和游客学习园地(图5);

▲ 图5  杰斐逊白杨树林景观考古学习营地Fig.5Landscape archaeology learning camp of Jefferson’s Poplar Forest

(3)核心景观界定为杰斐逊当年划定的围绕休养小屋的一个60英亩(约24hm2)的小地块和向各方向延伸的山坡地区。

遗产景观协会和白杨树林公司合作,实施了关于到达区、种植区和核心景观的综合规划。其中,遗产景观协会编制了档案材料和考古发现的详细清单,分析各个主要历史时期的景观特征,描述了目前的情形并根据清晰的原则制定出综合的景观保护方法。虽然许多杰斐逊时期的景观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发生了变化或已经消失,但是部分遗产仍有可能找回曾经有记录的历史原状(图6)。

▲ 图6  杰斐逊白杨树林考古学习园地

Fig.6 Archaeological learning camp of Jefferson’s Poplar Forest

在地区范围上,遗产景观协会和白杨树林公司的全体职员以及委员会成员一起,通过与弗吉尼亚交通部、贝德福德地区、林奇堡市以及林奇博格都市规划组织的磋商,编制了一个可行的保护方法:首选一条从州际高速公路直接进人白杨树林的路线规划与设计方案,且将方案提交弗吉尼亚交通部。设计方案包括铺设一条两边有行道树、中间有隔离带的公园道路,从而改进州级道路旁的入口,使穿过背景环境进入白杨树林的途径变得越来越清晰。

协调区的建设活动包括将接待区重新选址于合适区域;改善文化遗产地游客、巴士、服务车辆和行人的交通系统;升级对种植园、林地和考古场地的解说系统;对边界进行重新划定,沿边界设置一处用作缓冲区的林地;选择性地清理了一部分现存的林区,移除不合适的树种。同时,结合考古学习园地进行考古工作,从而清理出一片区域作为林地加种树木(图7)。

▲ 图7  各个历史时期的景观考古结果

Fig.7 Landscape archaeology results in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

在游客考古学习中心周围,新营地的选址距离核心景观和建筑半英里(约800m)的地方,而且利用林地和地形巧妙的遮挡了这些遗产地服务建筑和设施群,从而使历史核心景观资源免受视觉干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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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与讨论

目前,文化遗产背景环境的景观保护和管理工作往往只强调核心资源,其紧邻环境或者更大范围的背景环境上则容易被忽视,而这些环境均构成了通往遗产的途径或者是遗产视景范围内的重要要素。改变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将人们的认识超越仅对历史建筑、建筑群和这些建筑紧邻的一点点环境的关注,重视多个尺度背景环境的存在和塑造的必要性。由人或重要事件所塑造的这些忽视了的尺度常常蕴含着一个更大、更引人注目的历史叙事,并且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遗产资源,孤立于其背景环境而存在的建筑或者遗址是残缺且不真实的。事实上,很多建筑和遗迹都是和它们的多个尺度的背景环境景观同时创造的,这个景观可能是整个乡村、通往郊区的古道或者对遗迹来说的城市环境。尽管这些遗址在不包括其背景环境的情况下常常是被列入国家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甚至是世界遗产,但正如当前风景园林学、规划学和建筑学所倡导的一样,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意义中,遗址的环境从来就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选择合适的尺度,有侧重地进行文化遗产景观的保护工作,可以避免因为在空白的空间孤立历史对象,亦或者设置了毫无关联或者不适当的背景环境,使遗产景观资源处于毫无保护和无人管理的境地。

只有当居民、管理者和规划咨询专家都认定背景环境很重要,规划和工程实施才会包含大的背景环境。正如本文展示的美国国家历史地标遗产的案例,建筑师和规划师,能够对遗产所有3个尺度的背景环境进行景观规划:途经区、协调区、核心区。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从事遗产城市、城镇或城市部分区域的保护的关键是重新审视整个建设过程,法定边界或者历史街区应被当作定义遗产资源和确定遗产资源背景环境范围的起点,在核心历史区域得到了很好的定义的同时,其背景环境是否作为核心资源的背景而被明确地划分出来或者得到保护亦是问题的关键。确定遗产景观的独特特征、其协调背景及其所有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和特征,是所有规划努力的核心,针对不同尺度的背景环境使用相应的手段和技术,可以有效地将遗产保留到未来。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中国国家文物局.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C].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UNESCO’s World Heritage Centre,ICOMOS,ICCROM,State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elected Documents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C].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2009. 

2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y Protection Planning Standards (GB50357-2005)[S].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2005.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城市紫线管理办法[2003]119号[EB/OL].(2003-11-15)[2004-02-01].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gz/200611/t20061101_159058.html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rban Purple Line Management Method (No.119 [2003]) [EB/OL].(2003-11-15)[2004-02-01].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gz/200611/ t20061101_159058.html. 

4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ICOMOS第15届大会论文选编[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Chines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Paper Selections of the 15th Conference of ICOMOS[C]. Beijing: Science Press,2013. 

5   张倩. 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周边建筑环境的保护与规划设计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1.

ZHANG Qian. The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and Planning Design of the Surrounding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D]. Xi’an: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2011. 

6   PATRICIA M,O’Donnell. Evolving Heritage Landscapes within their Settings: Examples of Planning for the Stewardship and Sustainability of Protected Landscapes in the United States[EB/OL]. [2011-01-13].http:// openarchive.icomos.org/394/.

7   李春玲,王晶. 美国国家历史地标遴选与保护的思考——兼谈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评定工作[J]. 中国文化遗产,2014(2):67-75.

LI Chunling,WANG Jing. Reflections on Selection and Protection of National Historical Landmarks of the United States & Discussions on Assessment Work of China’s National Key Heritage Conservation Units[J].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2014(2):67-75. 

8   Poplar Forest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Landscapes. 

Culture of the Earth[EB/OL]. [2017-04-16]. https://www.poplarforest.org.

【文章编号】1002-1329 (2017)05-0102-04

【中图分类号】K878;TU98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819/cpr20170514a

【作者简介】

霍 丹(1983-),女,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

齐 康(1931-),男,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 晖(1968-),男,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通讯作者。

【修改日期】2017-04-14

转自: 《城市规划》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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